[学术争鸣]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透视中国民主进程

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透视中国民主进程

北京广播学院 任凤银

近日来,“大学生杀女友案”的“犯罪嫌疑人”孙万刚,在八年里经过五次判决,经历了从死刑到死缓,再到如今的无罪释放,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无独有偶,吉林省白城一起杀人案因口供反复变化而致使第一被告人当庭释放。这一系列事件曲折跌宕,但却折射出我国刑法理念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的民主进程。

现在。我们首先要弄清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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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推定:即先将一个人的行为定为有罪,然后围绕其犯罪不可否认的定论去寻找法律和事实依据,即使法律上没有直接依据或事实不充足,也要通过法理上的类推方法来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

无罪推定:即与有罪推定相对而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院判定有罪的情况下,应推定其无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诉讼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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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推定是一种唯心主义,是受传统法律观念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其具体表现为:在刑侦过程中,只注重收集有罪的证据而不注重收集无罪的证据,更有甚者将无罪证据故意剔除,强行起诉,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如孙万刚似的,被羁押了八年之久却只换得无罪释放的结果;在人们的意识里,只要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影响恶劣的事件,人们就不由自主的去寻找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理由和依据。以前年清华学生刘海洋烧熊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都急于为他的“犯罪”寻找法律依据,为应定何罪而争论不休,殊不知其行为并没有触犯刑法,也不能构成犯罪,只能说其违反了《治安管理条理》。

无罪推定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从愚昧走向科学的里程碑,它是一条人权保障原则。司法机关非常谨慎的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在保障人的自由,生命,荣誉,权利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976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最早提出了无罪推定的概念,即在没有作出判决前,任何人都不能称为罪犯。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次将无罪推定的概念在法律上给予确认。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未经法律规定程序审判被判有罪以前,不能认为任何人有罪;其次,如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则他无罪。在无罪假定的原则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是诉讼主体,与追诉者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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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以下三个具体的诉讼原则:

一, 沉默权。沉默权是无罪推定的基础,他是消极意义上的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诉讼主体的表现,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既然犯罪的证明责任在控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就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就不会被逼供。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拒绝陈述或故意提供虚假口供也不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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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谁主张,谁举证。做为检查机关的控方承担着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有罪推定,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不能自证其罪,他们有反驳,控诉的权利。

三, 有利于当事人原则。也就是疑罪从无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要证明被告人有罪,证据就必须到达充分的程度,如果控方的证据达不到认定犯罪事实所必需的程度无罪推定的含义有哪些,也不能排除对被告人无罪的合理怀疑,则被告必须宣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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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的影响,我国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这采用“疑罪从有”的原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受这种思维的影响,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冲破着一束缚。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经过多次退查后无罪推定的含义有哪些,检察院仍未查清犯罪事实,法院调查也不能查证清楚的,不能认定被告有罪的,可直接宣告无罪”,其实质上吸收了无罪推定中的“疑罪从无”原则。1996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作出证据不足无罪推定有罪推定,指控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进一步把无罪推定的原则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加以肯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无罪推定的诉讼原则。向民主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由于我国立法和执法的缺陷,我们的无罪推定原则并没有从完全意义上实现。

在立法上: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7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该条只言明禁止,却未涉及具体的有罪,无罪和应受何处罚,对司法机关的权力也不能实行有效的制约,也不能解决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必须回答”这一规定否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回答侦察人员的提问成了犯罪嫌疑人法定义务。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也只言明“禁止”,并未规定非法取证的不利后果,不能在立案过程中把非法证据有效排除,为冤假错案提供了温床。4〉“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这项政策无异于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归罪。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即“抗拒”,将导致“从严”不利后果。因此,滋生了办案人员诱供,骗供和刑讯逼供。

在执法上;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在主观上,还是依照有罪推定来办案,在社会舆论和领导的压力下,往往采取刑讯逼供,以早日结案。在执法过程中,过分强调维护社会秩序,而忽视了个别利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为了贯彻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工作中难免出现不法行为。

从以上可以看出,无罪推定虽然以被基本法所肯定,但是在我国无罪推定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彻底的无罪推定,正是由于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成为社会实践中大量存在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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